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分可稱之為"貶官文化".隨之而來，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。貶官失了寵，摔了跤，孤零零的，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;貶到了外頭，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只好與山水親熱。這一來，文章有了，詩詞也有了，而且往往寫得不壞。過了一個時候，或過了一個朝代，事過境遷，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，恢復名譽。于是人品與文品雙全，傳之史冊，誦之后人。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，也便成了遺跡。地因人傳，人因地傳，兩相幫襯，俱著聲名。

　　例子太多了。這次去洞庭湖，一見岳陽樓，心頭便想：又是它了。1046年，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，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陽樓，要他寫一篇游記，他便借樓寫湖，憑湖抒懷，寫出了那篇著名的《岳陽樓記》。直到今天，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。文章中"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"這句話，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。

　　不知哪年哪月，此景此樓，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。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"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"，于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，上刻這兩句話。進得樓內，巨幅木刻中堂，即是這篇文章，書法厚重暢麗，灑以綠粉，古色古香。其他后人題詠，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。

　　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：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，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。借之現代用語，或許可說，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。在這里，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。

　　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，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，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。游人仰頭讀完《岳陽樓記》的中堂，轉過身來，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，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。范仲淹趁勢突進，猛地遞出一句先憂后樂的哲言，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。

　　于是，浩淼的洞庭湖，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。人們對著它，想人生，思榮辱，知使命，游歷一次，便是一次修身養性。

　　胸襟大了，洞庭湖小。

　　但是，洞庭湖沒有這般小。

　　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，還小嗎?比之心胸狹隘的文人學子，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嘆，但他所說的天下，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。

　　大一統的天下，再大也是小的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于是，憂耶樂耶，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，大不到哪里去。在這里，儒家的天下意識，比之于中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，逼仄得多了。

　　而洞庭湖，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。

　　你看，正這么想著呢，范仲淹身后，就閃出了呂洞賓。岳陽樓旁側，躲著一座三醉亭，說是這位呂仙人老來這兒，弄弄鶴，喝喝酒，可惜人們都不認識他，他便寫下了一首詩在岳陽樓上：

　　朝游北海暮蒼梧，袖里青蛇膽氣粗。

　　三醉岳陽人不識，郎吟飛過洞庭湖。

　　他是唐人，題詩當然比范仲淹早。但范文一出，把他的行跡掩蓋了，后人不平，另建三醉亭，祭祀這位道家始祖。若把范文呂詩放在一起讀，真是有點"秀才遇到兵"的味道，端莊與頑潑、執著與曠達、悲壯與滑稽，格格不入。但是，對著這么大個洞庭湖，難道就許范仲淹的朗聲悲抒，就不許呂洞賓的仙風道骨?中國文化，本不是一種音符。